京师 九门九车构建的北京生活[新京报]

正阳门

天坛祈年殿

景山

清乾隆时期北京城平面图

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
作者：[瑞典]喜仁龙 译者：邓可
版本：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2月

《帝都之门》
编者：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
版本：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8年6月

《抚摸北京》
编者：邹仲之
版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11月

　　“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守民，此城郭之始也。”一道道城墙，构成了北京城的骨骼，环绕城市、构筑城市、保护城市，而一座座城门，则像是北京城的器官，迎来送往、沟通内外、吐故纳新。北京的城墙和城门，作为城市的骨骼和器官，赋予了城市繁荣与生机，也见证了城市兴衰与更替。

　　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，以元大都为基础改建而成。元大都设城门11座，南三北二，东西各三，究其原因，正史无证，仅有野史《农田余话》谈及：“燕城系刘太保定制，凡十一门，作哪吒城三头六臂两足。”刘太保，即元大都“总设计师”刘秉忠。哪吒，传为佛教中的护法神，本领高强，勇猛无敌，他的“三头六臂”在佛典中也常被用来形容佛法无边。把北京城建作“哪吒城”，用11座城门喻哪吒的三头六臂两足，由此看来，这座城市的法力、活力与魅力，均系于它的城门之中。

　　永乐十九年（公元1421年）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将元大都的城墙整体南移，改11门为9门。但北京城的整体架构不变，虽然东西两边各减少了一座城门，剩下的九门却承担起了重要的城市功能，奠定了明清时期不同职业群体的生活空间，其影响之深远在今天仍有迹可循。

　　九门走九车

　　如今的北京地铁崇文门站附近，还有一座名为“哈德门广场”的商厦。崇文门前身为元大都的文明门，却被时人唤作哈达门，据考证，“哈达大王府在门内，因名之。”哈达大王为何许人已不可考，哈达门的名字却留了下来，又讹传谐音为“哈大门”和“哈德门”。直到解放前还有哈德门牌香烟，现在的哈德门广场也由此而来。

　　明朝年间，“文明门”改称“崇文门”，清朝沿用此名，至今未变。但“崇文门”在清朝百姓口中，却一度被称为“鬼门关”。

　　清军入关后，为了增加满族官吏收入，在崇文门设置税课司，货物进入北京城均须纳税。虽有《户部税则》详细规定了纳税明细，但关吏还是横征暴敛，即便空手进城也要缴纳关税。课税时，手续繁多，盘问备至，以至于崇文门前每日都大排长队。久而久之，一些小商贩想出一个办法，根据自己货物多少，先自行算出税款，把银钱插在帽檐上，等过关时关吏拿走银钱就能立刻放行，缩短排队时间。这帽檐上的银钱当然归关吏私有。清人查嗣瑮有诗为证：“九门征课一门专，马迹车尘互接连。内使自取花担税，朝朝插鬓掠双钱。”

　　当时又有规定，城内不许酿酒，城外的酒也只能交由官方指定的酒家出售。这18家有权卖酒的酒商在崇文门统一收酒、统一纳税，俗称“十八家酒店”。酒税极重，一般的酿酒作坊本小利薄，为了维持生计，只好“背私酒”逃避酒税。

　　所谓“背私酒”，就是拿猪尿脬装满酒，背在胸前，绕过城门，趁夜偷偷爬城墙进城。明清时的城墙高达10米，墙面平整少有凸起，商贩们只能用脊背贴墙，双手加双脚勘探每块城砖略微凸起的地方，紧紧扒着砖缝一点一点爬上三层楼高的城墙。到了城楼，再用绳子把自己和酒吊下去。背私酒不仅辛苦而且危险，“鬼门关”的称呼也由此而来。

　　崇文门属于“前三门”，也就是南三门之一。“前三门”从东往西分别是崇文门、正阳门和宣武门。正阳门被称为九门之首，而另一侧的宣武门同样让人心生畏惧，被称为“死门”。所谓“午门斩首”实为讹传，行刑的地点实际上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。因此囚车经常从宣武门出入，为了警示百姓，宣武门的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：“后悔迟”。

　　菜市口本无刑场也无菜市，只是因为按照旧例在此行刑，百姓多来观看，小摊小贩趁着人流前来叫卖，自然聚集成了菜市，菜市口的地名也沿用至今。1898年，百日维新失败后，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惨遭杀害，谭嗣同正是在此喊出了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”的豪迈遗言。

　　而北京内城人民的日常生活，基本依赖东西四个城门。京西门头沟产煤，全北京城所用煤炭都由煤车从西边靠南的阜成门运送而来，因此阜成门的瓮城门洞由梅栈客商出资，雕刻了一束梅花以作标记；北京城内水苦，皇家用水要引京城西边玉泉山的山泉，而御水车就从西边偏北的西直门进城，西直门的门洞里则刻着汉白玉水文石雕；东边偏南的朝阳门毗邻通州，南方出产的粮食必须经由水路走通惠河到了通州才能进京，朝阳门走的自然是粮车，门洞里刻着的也是谷穗；与西直门遥遥相对的东直门，为九门之中最贫之门，走垃圾车，走砖瓦车，走木材车，走一切“百姓车”，曾经的东直门外大街有一百五十多家买卖铺子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切平常生活之用在此都能找到。

　　京城北边可谓军事要塞。一方面，北方按星宿属玄武，玄武主刀兵；另一方面，北方常面临外族侵犯。大将徐达受朱元璋之命攻下元大都之后，将元大都北城墙南迁5里，也是为了便于防守、抵御外族入侵。因此，北面的两座城门便具有特殊的军事意义。靠西的德胜门为出兵征战之门，谐音“得胜”二字，靠东的安定门为得胜而归收兵之门，特取“安定”之意。

　　据记载，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蒙古都经由德胜门出发，清乾隆发兵平新疆、征青海、克金川也都经由此门，并且每次出征之前都会在德胜门举行盛大的出征仪式。

　　“九门走九车”，城门对于北京城的意义远大于沟通内外的途径，更划分了城市不同区域承担的功能，影响了从事不同职业的百姓的生活空间，并因此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
　　几番重建正阳门

　　虽说领兵出战多从德胜门出发，但也存在例外。明朝末年，崇祯皇帝朱由检派将征讨李自成起义军时，便是在正阳门举行饯行仪式的。

　　正阳门为九门之首，又称“国门”，专供皇帝龙车出入。皇帝每年两次出正阳门，冬季到天坛祭天，惊蛰去先农坛耕地，其他日子正阳门正门一律关闭，普通百姓只能从东西两侧小门进出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崇祯此次在正阳门举行饯行仪式意义之非凡。

　　彼时，明朝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之中。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后金步步逼近，爆发于陕北的农民起义又愈演愈烈。等到崇祯十七年（公元1644年），闯王李自成已经攻下整个陕西，建立政权，国号大顺。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攻破西安之后，直逼山西，势如破竹，京师岌岌可危。

　　面对危机，崇祯皇帝召集群臣紧急商讨对策。就在众大臣面面相觑时，忽然有人慨然陈言：“主上如此忧虑，臣下不敢不竭力为您分忧，臣愿意领兵出征太原，倾尽身家资财招募死士，倡导乡邻，必可募得十万之师，进剿逆贼。”说话之人乃祖籍山西的大学士李建泰。他是进士出身，善于理财，家资万贯，一向慷慨。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，众武将都爱惜性命不敢出头，李建泰作为文臣却忠肝义胆主动请缨，崇祯心中无限感激，许诺要效仿古礼，为李建泰亲自饯行。

　　几天后，李建泰被封为督师，率军西征。出征之前，崇祯令驸马都尉烹牛宰羊，告祭太庙，又亲率文武百官来到正阳门城楼，举办出征仪式。在城楼之上，皇帝为李建泰把盏三巡，又赐予他象征帝王的龙节和尚方宝剑。李建泰领受隆恩之后，带兵启程，君臣就此告别。之后崇祯还一直站在近五层楼高的城台上凭栏远眺，等到大军消失于城郊远处，才起驾回銮。

　　但李建泰其人实际上刚愎自用、色厉内荏，不仅不会调兵遣将，还几次拒绝采纳良言。他带领着队伍缓慢前行，还未离开京郊，就收到了来自山西的逃兵禀告，他的老家已被攻下，他的家财也被洗劫一空。李建泰顿时丧了气，不再带队前进，滞留在京师附近听天由命。

　　一个半月后，李自成攻进北京城，李建泰束手就擒，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（今景山），而巍峨矗立的正阳门箭楼，也同其他八座城门的箭楼一起，毁于李自成的一把大火之中。

　　正阳门自1439年建成至今，曾历经五次大火，这是其中第二次。

　　第一次焚毁是在明朝万历年间，正阳门箭楼失火，管事的太监为了中饱私囊，把修缮的预算定为13万两，当时负责工程的营缮司郎中陈嘉言却为人正直，坚持缩减开支，最后用3万两银子便将箭楼修复。第三次大火，发生在清乾隆年间，正阳门的修复又遇上了大学士英廉和户部尚书和珅。此二人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捞一把的机会，偷工减料，导致箭楼修复后门洞开裂，只好再次斥资返工。第四次大火，是在1849年，鸦片战争后的第9年，正值国库空虚，财力紧张，连一些建材都无钱购置。为了修复正阳门箭楼，只好“拆东墙补西墙”，把北京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的大梁拆下供正阳门使用。

　　最后一次大火，也是火势最为严重的一次，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的“庚子事变”。这年六月，义和团进入北京后，为扶清灭洋，抵制洋货，放火焚烧专卖洋货的老德记药房。老德记药房开在正阳门外的大栅栏一条街，这把火从老德记药房烧起，蔓延了整片大栅栏地区，最后还殃及了正阳门的箭楼。两个月后，驻扎在瓮城的八国联军士兵又不慎失火，烧毁了正阳门城楼，连城楼的修建构造草图都付之一炬。

　　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朝不保夕，更拿不出钱修建这样的大工程，只好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带头，倡导各省大员捐资，再参照崇文门、宣武门的形制，重建了如今我们见到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。

　　正阳门的每次焚毁与重建，都于一砖一瓦中记录了所处朝代的历史脉络。历经500多年的风霜雨雪、战乱火灾，正阳门已经是古都北京唯一一座城楼、箭楼均保存完好的城门。

　　市井大前门

　　诗人西川在《想象我居住的城市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骑在我的战马上，也就是我那破旧的二八凤凰牌自行车上，每过正阳门，我的目光便会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。那是画册中的前门、歌曲中的前门、烟卷包装纸上的前门。”

　　老北京人口中的“前门”，就是正阳门。更亲切的称呼还有“前门楼子”，以“前门楼子九丈九”开头，可以起出好几首老北京民谣。时至今日，前门都是北京的商业聚集区。

　　宅中定位、经纬四通的地理位置优势，使得这座帝都国门从明代开始就非常繁华。

　　明代的城墙将原在城外的一段通惠河包入皇城，使得大运河与积水潭一带的湖泊无法通航，商船进不了城也到不了积水潭。原先经大运河运来的货物改到通州的码头卸货，再由车载转运到正阳门一带集散，原先围绕积水潭的商贸中心也就转移到正阳门外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正阳门瓮城内的关帝庙也是几个城门中规模最大、香火最旺的一座，来来往往的香客又为其增添了不少人流。

　　前门外最著名的商业街就是大栅栏。“庚子事变”中，正阳门箭楼就是因为它而“引火烧身”。而作为商业区的大栅栏兴起于元代、建立于明代、从清代起繁盛至今，几乎与正阳门同享一段历史，六百多年来安危与共。现在，北京还流传着“看玩意上天桥,买东西到大栅栏”的顺口溜。

　　大栅栏的由来，可追溯至明弘治元年（公元1488年）。当时北京实行“宵禁”制度，为了治理京师治安，防止夜贼逃窜，由朝廷批准在北京的街道巷口设置了木栅栏，宵禁时间一到，便放下栅栏，禁止外出。栅栏由所在地点的居民出资修建，而“大栅栏”本来是正阳门外的廊房四条，“廊房”本来即指用于临街经营的店面房，居住此处的商贾家境殷实，出手阔绰，因此修建的木栅栏规模稍大、制作精致又保留长久，久而久之，“大栅栏”就成为廊房四条的代名词了。

　　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后，下令内城只许八旗军民居住，又规定禁止在内城开设旅店、餐馆、茶社、戏院等等，导致原本居住在内城的汉人被迫迁到外城，曾经内城的生意人也穿城而出。手工业者、杂耍艺人、烤鸭厨师、京剧演员，纷纷汇聚至大栅栏。大大小小的胡同里，遍布铁匠铺子、丝绸绣坊、大戏台子。大栅栏俨然成为北京最人声鼎沸、鱼龙混杂的市井生活聚集地。曾经赫赫有名的八大胡同，也是从大栅栏斜支而出的。

　　等到1900年义和团进京，一把大火从老德记药房烧起，密密匝匝四千多家店铺毁于一旦，原本大栅栏地区商业之繁盛、店铺之密集也可见一斑。

　　但这场大火烧掉了木质的栅栏，却没有烧光这个城市的活力，新的廊房很快就从大火后的废墟中冒了出来。正如约翰·里德在《城市的故事》一书中所说，罗马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可以维持几个世纪，但他们的城市却延续不了那么久，中国用木头和泥土建造的房屋并不耐久，但他们一直存在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型，并延续了千年。

　　重建后的大栅栏热闹依旧，除了是商业中心，还是娱乐中心。大栅栏曾先后有过五个大戏楼：庆乐园、三庆园、广德楼、广和园、同乐园；民国初年，北京第一家电影院——大观楼电影院就开在这儿，中国首部电影《定军山》也是在这里上映。

　　生于1947年的作家肖复兴，曾回忆儿时住在大栅栏附近的美好时光：“大栅栏给我童年最深的印象，是有同乐园、大观楼电影院和前门小剧场，我常去那里面看电影，那一年大观楼放映立体电影，是全国头一次，排队买票的长队甩出了大栅栏，我和弟弟一大清早就去轮流排队，全家看那场杂技团精彩又笑话百出的立体电影，觉得是那么新奇。”

　　到了今天，正阳门城楼和正阳门箭楼在前门大街两侧隔街相对。前门大街仍是享誉北京乃至全国的商业中心。大栅栏经历重建，复原了民国初年的面貌，林立着三十多家北京老字号：从明代就有的六必居酱园到嘉庆年间开业的马聚源帽店，还有拥有四个门面的瑞蚨祥绸缎皮货庄。

　　一座城市的城墙和城门，就这样穿越历史，成为了今日生活的一部分。

　　撰文/肖舒妍

　　本版图片来源：《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》（第十二卷